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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人文学者必须调整心态,大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

[日期:2016-04-20] 来源:  作者: [字体: ]

【编者按】

本文为作者2016年4月8日在东方历史评论主办的“何为大学?”座谈会上的主旨发言,原文发表于《文汇学人》2016年4月15日刊。《文汇学人》微信公号wenhui_xr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。

还像以前一样,出席新书发表会时,三言两语带过,转而谈论我的最新思考。要不,愧对前来捧场的诸位嘉宾及热心读者。

在《大学何为》的“自序”中,我提到,会从历史记忆、文化阐释、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,思考“大学”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:是什么,有什么,还能做些什么。这五本书,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和《大学有精神》属于历史论述,而《大学何为》《大学新语》谈论的则是当下。如此兼及理想与现实、批判与建设、先贤与后辈,目的是为当代中国大学寻找思想资源与突围策略。至于这五本书的学术立场、内在理路、论述风格,以及各书乃至各文的利弊得失,先听读者及批评家的意见,有机会再自我辨析,或做进一步阐发。

除了这回北大出版社刊行的“大学五书”,我谈大学的书籍,还有北大出版社的《读书的风景———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》、三联书店的《大学小言———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》《花开叶落中文系》,以及花城出版社的《怀想中大》等。也可以包括近期增订重刊的在政治史、学术史、教育史的夹缝中讨论文学教育的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。二十年间,出版大小十书,长枪短炮,纵论大学及教育,也算尽到了作为人文学者该尽的义务,日后会逐渐收缩,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其他领域。

接下来,是今晚演讲的主要内容,题目是《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》。如果不是嫌题目太长,应该是《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、公开地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、贡献与重要性》。把这几个被我从题目中删去的名词或副词稍微解说,你就明白我演讲的主旨。

作为学科的人文学,曾经傲视群雄,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、二十年,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,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。可是,“人文学”与“人文学者”不是一回事,我关心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,或者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,而不是具体人物的荣辱与升降。

摒弃“贡献与重要性”这样堂而皇之的论述,改用“好处”的说法,似乎显得有点小家子气。这么做,是为了“有感”,别太“高大上”,希望体贴入微,兼及社会舆论与个人感受。

提倡“公开地、大声地”自我申辩,那是因为,很多人文学者觉得委屈,憋着难受,但只是自言自语,或私下里嘟嘟囔囔,那样是不行的,不仅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,而且还要在大庭广众中亮出自己的身份与底牌。

至于使用“学会”这个词,也就意味着,我对当下中国人文学者的自我陈述不太满意。要不就是不够“理直气壮”,要不没能做到“恰如其分”,因而你所说的不被认真倾听或诚心接纳。这无疑是很遗憾的。

就从今年3月19日在北大举办的那场名为“真正的北大,是看不见的北大———现代大学的人文向度”的座谈会说起。主讲人王汎森,嘉宾有赵世瑜、杨立华、渠敬东、王风和陆胤,我是主持人。2016年3月2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所刊《左突右攻风行水上》,引录我三段话,关键是第三段:“学者要大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和贡献。2015年以后的中国大学,何去何从,值得我们发声。大学是办出来的,也是说出来的。如果学者不发言,那大学很可能就横冲直撞,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。学者应该努力影响大学发展的路径。”2016年3月26日澎湃新闻发表《真正的北大,是看不见的北大》(许瑞),也有类似的表述,但记录了我谈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中处境的另一段话:

老师们依次发言之后,陈平原老师进一步延伸讨论,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:其一,在人文学科受到广泛挤压的今天,人文学科是只能在边缘发声,还是可能开拓新的发展空间?其二,如何回应社会上对国家以大量资金支持人文学者“悠游”的质疑?其三,针对“悠游”可能造成的偷懒现象,如何在自由和管理之间保持平衡?其四,如果以人文学“看不见”的精神引领大学,那么如何应对“看得见”的排名可能的下降?总的来说,面对变化的外在世界,面对变化的大学,人文学科应当如何自处?

大家都注意到我那句“作为人文学者,要能够大胆地、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和贡献”,可作为主持人,我还有一句大有深意的闲话,被一笑置之。我说自己是奉命主持此次活动,若让我来组织,不会这么请嘉宾的。不是说这几位嘉宾水平不够,而是主讲、主持加上四位嘉宾,全是人文学者,如此座谈会,同质性太高,还没开场,已被定了调,闭着眼睛也能猜到高潮在哪里。若有好的社会科学家、自然科学家、大学校长,还有政府官员在场,这场讨论会更有意思。大家立场及趣味不太相同,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激荡,也才能对此话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。

这其实是我近年思考的问题———如何向圈外人发言,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;或者说,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“社会共识”挑战,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。先梳理此前我说过的,再谈最近的自我反省。

1993年我发表《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》,谈的是八十年代末之后人文学的命运;2000年撰写《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》,关注的是技术突变后人文学向何处去;2003年北大人事制度改革,我在《大学三问》中追问“人文有无用处”: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,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、喜欢‘胡思乱想,的人文学者,不只没给大学‘加分,,还‘添乱,。可长远看,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,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。”2006年我将几次演讲整理成《人文学的困境、魅力及出路》,提及近年不少人文学者“有用化”的努力,偏离了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、对于历史、对于精神、对于自由的认知:“为了得到政府及社会的高度重视,拼命使自己显得‘有用,,而将原来的根底掏空,这不但不能自救,还可能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。”2007年我在《当代中国人文学之“内外兼修”》中谈及:“经过这么一番‘积极扶持,,大学里的人文学者,钱多了,气顺了,路也好走了。只是原本强调独立思考、注重个人品味、擅长沉潜把玩的‘人文学,,如今变得平淡、僵硬、了无趣味,实在有点可惜。在我心目中,所谓‘人文学,,必须是学问中有‘人,,学问中有‘文,,学问中有‘精神,、有‘趣味,。但在一个到处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,谈论‘精神超越,或‘压在纸背的心情,,似乎有点奢侈。”2012年发表《人文学之“三十年河东”》,其中有这么一段自嘲:“我曾戏称当下中国人文学面临‘三座大山,———政治权威、市场经济、大众传媒。其实,还应该加上社会科学的思路、方法及趣味。如今衡量人文学者成功与否的标准,已经跟社会科学家很接近:申请重大项目、获得巨额资金、拥有庞大团队、辅助现实决策。此等研究思路自有其合理性,但相对压抑个人化的思考与表达,对文学、哲学等专业明显不利。原本心高气傲、思接千古的人文学者,如今远离‘文辞,、‘趣味,与‘想象力,,彻底摒弃老辈学者的‘文人气,,恨不得马上变成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。”

以上所引,都是以往的论述,如今还想添上一点最近的自我反省———我们能否“恰如其分”地讲出自己的好处?之所以这么提问,是有感于不少人文学者在公开场合的表述过于意气用事,或冷嘲热讽,或居高临下,或拒人于千里之外,更像是在赌气,无法以理服人。别人占据了广场和大路,正高歌猛进,你开始只是围观,如今干脆背过身来———没错,这是一种表态,但无济于事。在万舸争流不进则退的历史舞台上,只是表达“不合作”,其结果必定是越来越边缘化。作为个体的学者,漠视潮流,我行我素,姿态很优雅,但那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位置,可以独善其身,人家也不会拿你怎么样;可作为整体的学科,却可能因你我过分冷漠与退怯而日渐萎缩。

我们必须明白,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,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,那不是毫无道理的。这顺之则昌、逆之则亡的“天下大势”,到底是什么东西,你喜欢也行,不喜欢也行,都必须认真面对、仔细辨析。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,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,那是不行的。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,还得将制度设计、历史演变、现实刺激,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,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,这样,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,或者“说了等于白说”。一句话,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。

这就说到我的大学史研究。我曾经说过:“从事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学史的朋友,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。因为,百年中国,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,乃值得大书特书的‘关键时刻,。而大学制度的建立,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,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,更是带根本性的———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。”反过来,教育史的思考与撰述,对我从事文学史或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(参见《我的大学研究之路》,2007)。理解大学制度的演进,明白当下综合性巨型大学的特点及困境,寻求突破的可能性,这也是我花费那么多精力撰写“大学五书”的内在动机。正因有二十年研究大学史、大学文化以及中国大学现

状作为底色,我谈大学问题,尤其是人文学的命运,不敢说有多少前瞻性,但起码颇有分寸感。

今天谈大学问题,一定得了解“学科文化”的复杂性。作为人文学者,我坚信人文学的价值,但如何让其他学科出身的学者也能真正理解,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请注意,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学者,而不是官员或大众。经常听人文学者抱怨当官的如何不讲理,或者大众如何盲目,其实,对人文学造成巨大压力乃至欺凌态势的,主要不是这两种人,而是你我一样的教授———只不过他们学的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。而且,这种“学科偏见”不是今天才有的。一百年前,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家欧文·白璧德( Irving Babbitt,1865—1933)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《文学与美国的大学》,其中第四章的题目就叫作“文学与大学”,针对斯宾塞在《论教育》中预言“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”,白璧德奋起反驳:“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,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”,关键在于“人文”,而文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(参见白璧德著、张沛等译《文学与美国的大学》第57、61、72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年)。白璧德的“新人文主义”,1920年代因弟子吴宓、梁实秋等人的大力宣扬,在中国引起关注。但因《学衡》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,长期以来受排斥;最近十几年,才重新得到学界比较正面的评价,白璧德也才重新浮出水面。

关于历史舞台上的学科竞争,以及因知识生产的“制度化”而产生的学科偏见,几年前我在《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》(2007年11月14日《中国青年报·冰点周刊》)中有所辨析:“作为一种组织文化,大学内部的复杂性,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像。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,并非‘一团和气,,很可能同样‘问题成堆,。有政治立场的差异,有经济利益的纠葛,有长幼有序的代沟,还有性别的、宗教的、地位的区隔,但最顽固、最隐晦、最堂而皇之的,是‘学科文化,在作怪。双方都‘出于公心,,但就是说不到一起。不同学科的教授,对于学问之真假、好坏、大小的理解,很可能天差地别;而‘学富五车,的学者们,一旦顶起牛来,真是‘百折不回,。有时候是胸襟的问题,有时候则缘于学科文化的差异。”带入学科文化的眼光,观察最近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的命运,当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。

关键在于,不是说服我,也不是说服一般读者,而是说服其他学科———尤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专家,以及大学校长和政府官员。刚读到郭英剑的《哈佛校长:人文教育不可替代》(2016年3月31日《中国科学报》),值得推荐。据说今年3月24日下午,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在西点军校演讲,题为《做语言的言说者、行为的实干家:论文学与领导力的培养》。她在演讲中重点讲授了语言之于领导力的重要性,领导人所必备的对于词语的阐释力与感受力,人文学科的必要性,以及广博的人文教育是如何培养人们具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品质的。这样的演讲,当然很对我等的口味;但不瞒你说,我怀疑其有效性。如此粗枝大叶的论述,接近于自说自话,不见得真能服众。

我之所以对哈佛校长的演讲不太乐观,是因日本事件的巨大冲击。所谓“日本事件”,是我自己的命名,因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,不能不认真面对。2015年6月8日,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所有86所国立大学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写信,要求他们“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,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系部组织或者使之转型,要他们为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领域进行服务。”据郭英剑《日本为何关停并转人文社会科学》(2016年1月7日《中国科学报》)称,到2015年9月,已经有26所国立大学确认,他们有意在2016年学年以及以后的年份,关停相关的系部,或者使之转型,以更好地满足社会之需。另有17所国立大学表示将限制录取人文学科的学生等,其他的则将取消有关法律与经济方面的选修课程。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,到底将多大程度影响日本的人文学以及国民精神,我很关心。

趁今年1月访日之机,我一路走一路问,为何你们政府会出台如此荒唐的决策,以及实际影响到底有多大?大致答案是:虽然有国内外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,但此政策正积极推进,且也有不少热心拥护者。其次,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不会受此政策的影响,但其他国立大学恐怕扛不住,因如果你不随风起舞,国家不给这方面的学科拨款,你高雅不下去的。再次,因国情不同,所谓将优雅的人文学交给私立大学承担(引用美国的例子,常春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),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国立大学,必须做有利于“国计民生”的实事,这一思路将严重制约日本人文学的发展。削减人文学经费最直接的效应是,因考虑日后出路,好学生不再选读此类专业。以我熟悉的各名校中国文学专业而言,博士生基本上都是外国人,本国学生已经“谢绝参与”了。短期看不出来,长此以往,后果会很严重。所谓“风起于青萍之末”,日后将酿成何等风暴,目前很难预测。想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潮或大正年间的教养主义,如今的国策调整,真的让人看不懂。

之所以取消人文学,是为了将有限的经费投入科技事业,增强国家(以及大学)的竞争力。或许,与眼下中国人的过分自信相反,今天的日本人,是不是对未来太悲观了?这才会不顾名誉的损失,采取如此决绝的手段。某著名日本教授提醒我,放长视线,日本是武士的国家,中国是文人的国家。前者讲究实用,直截了当,不顾毁誉;后者更多文饰,即便心里不喜欢,也不会公开说出来。想想也有道理,在中国,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或主管教育的官员会愚蠢地公开称人文学不重要,但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,那就很难说了。

关于人文学在当下中国的命运,也有很乐观的。近日读王学典《中国向何处去: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》(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16年第2期),感慨很深。文章称,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6日到山东曲阜考察时进了孔庙,2014年9月24日又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长篇讲话,加上“到北京大学去看望中国传统文化、中国儒学的代表人物汤一介先生,而不去问政于厉以宁、林毅夫诸位有巨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,这就带有特殊的意味、特殊的标志性”。在他看来,“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,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”。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,值得仔细玩味:“的确,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,如同陈平原先生前几年所言,是社会科学的崛起,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崛起了一大批学科,而且这些学科出尽风头。……我个人认为,社会科学的好日子可能差不多了。尽管你的收入可能还很高,但是社会科学从目前开始,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,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,为什么呢?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、普世价值、西方价值,所有的学科都是西方的……。”庆幸以西学为根基的社会科学受阻,人文学因而获得很好的发展机遇,这种心态我不喜欢。更何况,这里所说的“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”,主要是指古典学术、传统文化,甚至集中体现为儒学。“传统文化研究、国学研究、儒学研究的春天确实已经到来,最佳机遇已经到来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,要想成就一件事,特别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三者平衡与配合,而在这三大要素之中,最重要的是天时,天时现在已经到来。最近国学专家、儒学研究人员非常忙。以前光社会科学家忙,现在搞传统文化、搞儒学的人也非常忙,东迎西请,不亦乐乎!”作者很敏感,描述也大致准确,只是基本立场我不太认同。

没错,“时势”确实能“造英雄”,但作为人文学者,我更推崇的是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尽管力量很有限,却既不想揣摩上意,也不愿依赖天时。另外,参照国外的经验,人文学退居守势是正常现象,突然变得炙手可热,反倒有点行迹可疑,必须保持警惕。还有,儒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,也是一种政治立场,儒学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文学者。儒学复兴,并不意味人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比如,我研究五四新文化,就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当然,我也注意到,去年各地纪念《新青年》创刊百年,不少学者已经调转船头,转而强调五四没有反儒、传统文化并未断裂,或批判五四新文化人之缺乏主体性、过于崇洋媚外等,确实是风气陡变,一叶知秋。

最后,回到“学科”与“学人”之间的微妙关系。学科兴盛,学人八面风光,路也走得比较顺畅,这我明白,也能充分理解。但多年经验告知,人文学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前途,最好分开来谈。具体的人文学者,任何时代都有因缘凑合而飞黄腾达的,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。看问题最好大处着眼,切忌以自家境遇的顺逆与悲喜一路推演开去。作为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一介教授,谈及人文学的命运,我有三个维度———人文学在国家文化地图中的位置、我自己的切身感受、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生存处境及发展空间。只讲天下大势,很容易显得空,没有说服力;只谈自己的境遇,很容易由自恋走向自闭;至于第三点,则纯粹是当教师的思维定势———我不能不为后来者考虑。

谈国家需要,也说个人利益;看前辈榜样,也观后辈出路,如此放长视线,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———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。小而言之,在综合性巨型大学里,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,大声地、合理地、聪明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,而不是赌气或骂街,那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。

以上所言,既不是《隆中对》,也不含锦囊妙计,只是深信人文学存在某种危机,必须认真面对,而不是漠视或回避。面对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压力与需求,无论你选择何种应对策略,最好能保持对话状态,若一味孤芳自赏,不理人家,人家更懒得理你。在这个意义上,大学史研究,或许可以提供某种知识视野与价值尺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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